第二章(3/14)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国叔叔去世,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企业感兴趣,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需要骚动一下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乐的丝绒布上开始出现蛾子洞了。近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莱里亚不象过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种奇怪的不安静状态;甚至表现出象最对时间的不满,这和她从前模仿的血统特点是极不相称的。 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时,她神态焦灼又迷惘。她的证件还有点儿麻倾。 由于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护照不能轻易办出;我于是决定有必要到省政府和其它一些手续处去排队,这弄得她无精打采,尽管我耐心地给她描述美国,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大树的国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肮脏的巴黎要好多少呢。一天上午我们从一家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基本办妥;在我身边蹒跚的瓦莱里亚,突然剧烈地摇动起她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却又一言不发。 我让她持续片刻,然后问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说我把她的法语翻译过来,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陈词滥调:"我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在现在的丈夫听来,这是最丑陋的语言。 它们使我晕头转向,我承认。若象一般诚实的粗夫,就在街上随便什么地方揍她一顿,但这并不可取。 多少年来的隐痛已经教会我超人的自制。所以我把她招进一辆已经在路边缓行多时的出租车,在这种较为秘密的地方,轻声建议她解释一下她的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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