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第533节(1/3)
开着车来到八大胡同，听完凤铃的描述后，李谕自言自语：“这个袁二公子真是能拈花惹草，难怪死后上千妓女给他送行。”
薛丽清抹着眼泪说：“李大学士，我在袁家没攀上富贵，这是我命贱；不过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他终究是袁家的骨肉。”
其实这个薛丽清不是普通的清倌人，她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可惜五岁时被人贩子掳到了青楼。
她长大后出落成大美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快就吸引住了袁克文。
薛丽清自然也知道袁克文的身份，拼命想要嫁入豪门。
只不过没想到进入袁家后，她才发现这个袁二公子就是曹植，虽然很有才，却一点都不热衷政治，根本没有出头的可能。
再加上他真心太风流了，薛丽清竟然忍受不，选择了离开。
李谕说：“孩子我会帮着你交给袁二公子。”
薛丽清想要跪下，吕碧城忙扶住她：“你还没有出月子，不要行礼。”
薛丽清哭诉道：“从此一别，只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儿了。”
她很清楚，让孩子回归袁家，比跟着她强一万倍。
吕碧城刚带过孩子，熟练地抱起小婴儿：“好水灵的娃。”
离开八大胡同时，薛丽清的哭声一直没有停，直到他们的车越开越远。
此时的袁克文有自己的宅子。
李谕进入后，让吕碧城把孩子递给他：“克文，这是你的儿子。”
袁克文看过襁褓里的一纸信札，惊讶道：“真的阿清生下来的！”
李谕说：“薛姑娘希望这个孩子像你，也远离政治。”
袁克文叹了口气，这些姑娘终究没有一个懂他的心事，可自己又不能说出来。
袁克文看着婴儿说：“既如此，你以后就叫家骝吧。”
李谕心头一惊，原来这个孩子就是袁家骝，自己帮对了。
袁家骝是知名的高能物理学家，而他老婆更出名——吴健雄。
第五百二十六章 沉船
民国初年颇有百花争放的感觉，《临时约法》彻底放开了报禁以及清朝对言论自由的过分压制，短短一年时间，报纸数量就从清末的100种激增到500余种；通讯社也瞬间出现了六家。
广大民众真的被帝制压抑太久，一下全部释放了出来。
李谕的无线电设备也因此在全国也卖得非常好。
对国内李谕一直低价出售，基本没有利润，反正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挣的，养养国内理所应当。
报界在民国初年的生长极为迅速，民众们同样支持报界，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时代，舆论为法律之母。无论为官为商，总须与报界联络”。
至于各家报纸的言论，更是没什么限制，比如上海的《民权报》，还有天津的《大中华报》，几乎“无日不骂袁世凯项城”。
袁世凯一时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蔡元培曾经评价：“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
梁启超后来也回忆说：“回想民国元年、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当各有一番之研究……”
现在帝制刚消亡，国内有太多太多问题需要研究，各抒己见的自然多。
除了言论上的开放，国内同样迎来了一波结党的疯狂浪潮。
封建时代严禁结社组党、与闻国政，总是把“结党”与“营私”联系在一起。
晚清时代已经诞生了很多团体，到了民国时期，新环境刺激下，各种党派仿佛雨后春笋般出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
北京城毫无疑问是最多的，但凡有点文化的，几乎都被拉进了各种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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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丽清抹着眼泪说：“李大学士，我在袁家没攀上富贵，这是我命贱；不过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他终究是袁家的骨肉。”
其实这个薛丽清不是普通的清倌人，她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可惜五岁时被人贩子掳到了青楼。
她长大后出落成大美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快就吸引住了袁克文。
薛丽清自然也知道袁克文的身份，拼命想要嫁入豪门。
只不过没想到进入袁家后，她才发现这个袁二公子就是曹植，虽然很有才，却一点都不热衷政治，根本没有出头的可能。
再加上他真心太风流了，薛丽清竟然忍受不，选择了离开。
李谕说：“孩子我会帮着你交给袁二公子。”
薛丽清想要跪下，吕碧城忙扶住她：“你还没有出月子，不要行礼。”
薛丽清哭诉道：“从此一别，只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儿了。”
她很清楚，让孩子回归袁家，比跟着她强一万倍。
吕碧城刚带过孩子，熟练地抱起小婴儿：“好水灵的娃。”
离开八大胡同时，薛丽清的哭声一直没有停，直到他们的车越开越远。
此时的袁克文有自己的宅子。
李谕进入后，让吕碧城把孩子递给他：“克文，这是你的儿子。”
袁克文看过襁褓里的一纸信札，惊讶道：“真的阿清生下来的！”
李谕说：“薛姑娘希望这个孩子像你，也远离政治。”
袁克文叹了口气，这些姑娘终究没有一个懂他的心事，可自己又不能说出来。
袁克文看着婴儿说：“既如此，你以后就叫家骝吧。”
李谕心头一惊，原来这个孩子就是袁家骝，自己帮对了。
袁家骝是知名的高能物理学家，而他老婆更出名——吴健雄。
第五百二十六章 沉船
民国初年颇有百花争放的感觉，《临时约法》彻底放开了报禁以及清朝对言论自由的过分压制，短短一年时间，报纸数量就从清末的100种激增到500余种；通讯社也瞬间出现了六家。
广大民众真的被帝制压抑太久，一下全部释放了出来。
李谕的无线电设备也因此在全国也卖得非常好。
对国内李谕一直低价出售，基本没有利润，反正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挣的，养养国内理所应当。
报界在民国初年的生长极为迅速，民众们同样支持报界，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时代，舆论为法律之母。无论为官为商，总须与报界联络”。
至于各家报纸的言论，更是没什么限制，比如上海的《民权报》，还有天津的《大中华报》，几乎“无日不骂袁世凯项城”。
袁世凯一时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蔡元培曾经评价：“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
梁启超后来也回忆说：“回想民国元年、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当各有一番之研究……”
现在帝制刚消亡，国内有太多太多问题需要研究，各抒己见的自然多。
除了言论上的开放，国内同样迎来了一波结党的疯狂浪潮。
封建时代严禁结社组党、与闻国政，总是把“结党”与“营私”联系在一起。
晚清时代已经诞生了很多团体，到了民国时期，新环境刺激下，各种党派仿佛雨后春笋般出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
北京城毫无疑问是最多的，但凡有点文化的，几乎都被拉进了各种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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