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1/2)

那天在府南河边见识了我的腿法，大头颇为倾倒，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我听都不听，直接挂掉。有一天他还在下班路上堵我，一脸谄媚的肥笑，恨不能管我叫爹。
 其实我心里明白，朋友啊兄弟啊友谊啊，都是他XX的胡扯，指望靠着我吃钱才是真的。对于李良这事，我不太相信是他故意设的局，但站在岸边打打落水狗，顺路阴李良一把，黑他点钱倒是大有可能。
 警察真是毁人的职业，好好的一个人进去，不出两年就会变得又阴又毒，见了亲爹都要咬一口。我高中有个八拜之交叫刘春鹏，当年跟我一起偷过菜市场的西瓜，一起扎过班主任的车胎，第一年高考落榜，我们在合江亭相顾无言，长太息而掩鼻涕，哀老天之瞎眼，说到最后，我俩抱头痛哭，象两块粘在一起的破玻璃。
 他高中毕业后一直火车站附近当民警，几年下来，变得异常凶恶，对谁都六亲不认。前些日子有朋友开车在北站撞倒了几块栏杆，被他逮到，声称要吊销驾照。
 朋友找到我帮着说情，刘春鹏当着我面说好好好，“哥子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转过脸去，该罚款照样罚款，该扣分照样扣分，让我结结实实地丢了个大人。我还亲眼见过他把一个外地民工打得满脸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就因为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
 打完之后他还不解气，一脚把民工的包里踢飞，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茶缸当地掉出来，在崎岖不平的城市里翻滚鸣响。 我说你可以相信王大头，但不应该随便相信一个警察。
 李良说钱都给出去了，想那些还有什么用？我心里窝着一口气，嘟嘟囔囔地诋毁公安部队的声誉，说他们是戴国徽的禽兽。李良深深地看我半天，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该当真的你不当真，该糊涂的你又不糊涂。” 那天大头的脸色很不好看，气呼呼地鼓着腮帮子瞪我。
 我想他一定听见我说的话了，脸不由自主地红起来，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场面十分尴尬。正想解释两句，李良突然发作起来，跟头把式地冲进卧室，到处翻腾，发出惊人的响声。
 我和大头急忙跑过去，看见他把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都翻了个底朝天，嘴里咻咻有声，大头说你找什么，不要急，我和陈重帮你找。李良头也不抬地说：“我记得还有一包，我还有一包，还有一包！”声音嘶哑刺耳，象一只在荒原上的嚎叫的狼。
  可能是李良的记忆出了问题，我们把整间房子翻了个地朝天，也没找到他说的那一包。李良发作得越发厉害，拿着空针头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头同时扑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针管夺下来，我们俩都出了一身汗。
 李良象中了紧箍咒的孙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滚翻爬行，蛆一般扭曲着身子，作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奇形怪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又吃惊又难受，还怕他心脏病发作，就这么死了。
 王大头跟他搏斗了半天，气喘吁吁地对我下命令：“去！找绳子把他绑起来！”我刚要转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怜巴巴抱着我的腿，说陈重求求你，你出去给我弄一点吧弄一点吧。我费力地掰开他的手，纵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倒下，脸上糊满了鼻涕和眼泪，嘴唇乌青，瞳孔放大，象一具死不瞑目的尸体。
  他几乎是被我们扛下楼的，那时天还没亮，整个城市空空荡荡，几个彻夜未睡的人轻轻飘过，脸上带着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车时他大叫了一声：“啊———”，声间尖利如刀，让我心惊胆颤，脑后一撮头发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在成都初秋的风里瑟瑟发抖。
  作完15天的强制戒毒疗程，李良胖了一些，脸上贼肉横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点古怪，似笑不笑的，象高兴又象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刚戒完毒，生理上还不适应吧。
 回家前，我们到梁家巷吃了点东西，李良象个机器人一样张嘴闭嘴，面无表情地嚼着饭粒，一句话都不说。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的求他：“哥子，你整出点响声来好不好？你这个样子很吓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里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的告诉我：“操，还是咱们校门口那家饭馆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机，就是没人接，把他家的门都快敲破了，也没听见回应。
 我心里无端地害怕起来，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叶梅打电话，她冷冰冰的问我什么事，我说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杀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当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个神经诗人，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李良自称读完了海子的所有诗篇，并得出结论，说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应该惭愧。
   这个理论后来被无限放大，终于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条。大三下学期，文学社开创作笔会，装模作样地研究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一群自命高尚的傻逼青年激动得鼻血狂喷。
 快散会时，李良突然问我：“陈重，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一群才子才女都瞪着我，我想了半天，说为了幸福吧。李良腾地站起来，一边绕场疾走，一边大声驳斥我的观点：“错！生活，生活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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