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薄荷10(1/3)
9月3号，那组影片刊登在了《VOGUE》时装第一区，取名“蝶泳”。
我起的名。
隔了两天，在台北出差的陈宝俊给我来电，说那期杂志在台湾也卖得很好。
“只是很可惜，模特是一流模特，摄影是三流摄影。”这位朋友毫不客气地抨击了同行。
“录音了，等下就发给安迪。”我调侃他俩这对见面必拌嘴的好友。
“Idon，tcare。”陈宝俊一副无所谓的语气。
接着，他又问起照片下方的主题理念：“蝶——泳，有什么含义吗？”
彼时我正站在维多利亚港用面包屑喂着鸥鸟，等他问完，我看着海面因热风而形成的微小漩涡，隔了大半分钟，才回答说：“没有，随便起的。”
其实有的，“蝶泳”取自我这几年听了无数遍的《地尽头》。
“世间客机大可帮我逃命／流浪到地中海／终会蝶泳”
林夕在09年作的词，印象里父亲总会用一盘黑胶唱片播放，问起时他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现在成为我思念父亲的唯一线索。
陈宝俊像是被谁从身后叫了声，急匆匆说了句“再聊”便将电话挂掉。
我也没在意，刚打算放下手机，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我拿起看，是杨东清。
接通后，我先问他：“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今天周日，只上半天课。”通过电流，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像海面上掀不起波浪的一阵风。
“这样啊，”有只不怕生的鸥鸟停在栏杆上，我掰下块面包喂给它，寒暄道，“最近还好吗？”
“嗯，你在做什么？”他反问我。
“喂海鸥。”我回答。
“海鸥，”杨东清停顿了下，“长什么样子？”
“嗯——”我认真观察起面前这只洁白的海鸟，“黄喙白羽，跟鸭子差不多大，翅膀上还有些灰色羽毛。”
海鸥似乎听出我在描述它，此时正转着脑袋呆呆地盯着我。
大半分钟内，听筒里都很安静。
我打破僵局，问他：“想看海鸥吗？”
他像是低“嗯”了声。
“今年接你来香港过年。”我将最后一块面包喂给那只海鸥。
“哦。”他说得轻轻的。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我又问。
杨东清并不经常给我打电话，更多是发短信。每天都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早晚都是那条“记得吃药”。
我单方面将他当成定时闹钟。
托他的福，我那几瓶药终于在昨晚吃完，所以才能在今天去医院进行第二疗程。
主治医生先用数落我的语调关怀了番，又给我开出几瓶胶囊，嘱咐说：“一定要按时吃药。”
我想这次我会遵守医嘱。
杨东清听后先沉吟了番，再说：“照片上，你好像有些难过。”
我一愣，问他：“你买了这期的《VOGUE》？”
“嗯，”他说，“出了什么事吗？”
我掂了掂眉：“只是在想念一个人。”
杨东清沉默了几秒，才试探性地问：“很重要的人吗？”
“嗯。”我回答。
他脱口而出一个“哦”字。
后来他不再追问，我便挂断电话。
那天杨东清在傍晚就提醒我“记得吃药”，不过后面多加了句话。
他说：“下午忘了问你，蝶泳是什么意思？”
我并不打算糊弄他，于是回拨出一个电话。
三秒后，他接起。
“那是一句歌词，”我说，“要听一听吗？”
“好啊。”
我把随身听打开，放到听筒前播放起《地尽头》。
“离别似绝症／已灭亡的高兴”
“令我的背影／于东京结冰”
关淑怡唱出头两句时，我坐在床上看起薄荷绿的窗帘。
窗户没关紧，留了道狭小的缝隙，今晚像有下雨的预兆，事前有些起风。
房间里，静到凝固的空气中变得稍微潮湿，窗帘底下悬挂的浅黄穗子开始前后跃动，如同《地尽头》的伴舞。
直到最后一个音节结束。
《地尽头》是首粤语歌，听完后杨东清当然做不了任何评价。
我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后叫他：“杨东清。”
“嗯。”他才沉出一声。
看着玻璃窗上划出的半透明雨痕，我对他说：“香港下雨了。”
“我知道。”他却答。
我疑惑：“你怎么知道的？”
他停顿了下，说：“你刚刚告诉我的。”
我微怔，然后揉着太阳穴笑了声。
“国庆，”他又说，“你能不能回来看我？”
我将还剩一半的香烟在
我起的名。
隔了两天，在台北出差的陈宝俊给我来电，说那期杂志在台湾也卖得很好。
“只是很可惜，模特是一流模特，摄影是三流摄影。”这位朋友毫不客气地抨击了同行。
“录音了，等下就发给安迪。”我调侃他俩这对见面必拌嘴的好友。
“Idon，tcare。”陈宝俊一副无所谓的语气。
接着，他又问起照片下方的主题理念：“蝶——泳，有什么含义吗？”
彼时我正站在维多利亚港用面包屑喂着鸥鸟，等他问完，我看着海面因热风而形成的微小漩涡，隔了大半分钟，才回答说：“没有，随便起的。”
其实有的，“蝶泳”取自我这几年听了无数遍的《地尽头》。
“世间客机大可帮我逃命／流浪到地中海／终会蝶泳”
林夕在09年作的词，印象里父亲总会用一盘黑胶唱片播放，问起时他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现在成为我思念父亲的唯一线索。
陈宝俊像是被谁从身后叫了声，急匆匆说了句“再聊”便将电话挂掉。
我也没在意，刚打算放下手机，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我拿起看，是杨东清。
接通后，我先问他：“怎么这个点给我打电话？”
“今天周日，只上半天课。”通过电流，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像海面上掀不起波浪的一阵风。
“这样啊，”有只不怕生的鸥鸟停在栏杆上，我掰下块面包喂给它，寒暄道，“最近还好吗？”
“嗯，你在做什么？”他反问我。
“喂海鸥。”我回答。
“海鸥，”杨东清停顿了下，“长什么样子？”
“嗯——”我认真观察起面前这只洁白的海鸟，“黄喙白羽，跟鸭子差不多大，翅膀上还有些灰色羽毛。”
海鸥似乎听出我在描述它，此时正转着脑袋呆呆地盯着我。
大半分钟内，听筒里都很安静。
我打破僵局，问他：“想看海鸥吗？”
他像是低“嗯”了声。
“今年接你来香港过年。”我将最后一块面包喂给那只海鸥。
“哦。”他说得轻轻的。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我又问。
杨东清并不经常给我打电话，更多是发短信。每天都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早晚都是那条“记得吃药”。
我单方面将他当成定时闹钟。
托他的福，我那几瓶药终于在昨晚吃完，所以才能在今天去医院进行第二疗程。
主治医生先用数落我的语调关怀了番，又给我开出几瓶胶囊，嘱咐说：“一定要按时吃药。”
我想这次我会遵守医嘱。
杨东清听后先沉吟了番，再说：“照片上，你好像有些难过。”
我一愣，问他：“你买了这期的《VOGUE》？”
“嗯，”他说，“出了什么事吗？”
我掂了掂眉：“只是在想念一个人。”
杨东清沉默了几秒，才试探性地问：“很重要的人吗？”
“嗯。”我回答。
他脱口而出一个“哦”字。
后来他不再追问，我便挂断电话。
那天杨东清在傍晚就提醒我“记得吃药”，不过后面多加了句话。
他说：“下午忘了问你，蝶泳是什么意思？”
我并不打算糊弄他，于是回拨出一个电话。
三秒后，他接起。
“那是一句歌词，”我说，“要听一听吗？”
“好啊。”
我把随身听打开，放到听筒前播放起《地尽头》。
“离别似绝症／已灭亡的高兴”
“令我的背影／于东京结冰”
关淑怡唱出头两句时，我坐在床上看起薄荷绿的窗帘。
窗户没关紧，留了道狭小的缝隙，今晚像有下雨的预兆，事前有些起风。
房间里，静到凝固的空气中变得稍微潮湿，窗帘底下悬挂的浅黄穗子开始前后跃动，如同《地尽头》的伴舞。
直到最后一个音节结束。
《地尽头》是首粤语歌，听完后杨东清当然做不了任何评价。
我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后叫他：“杨东清。”
“嗯。”他才沉出一声。
看着玻璃窗上划出的半透明雨痕，我对他说：“香港下雨了。”
“我知道。”他却答。
我疑惑：“你怎么知道的？”
他停顿了下，说：“你刚刚告诉我的。”
我微怔，然后揉着太阳穴笑了声。
“国庆，”他又说，“你能不能回来看我？”
我将还剩一半的香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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