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热带鱼(1/5)
大三那年的表演课上，来了一个姓张的助教。
你要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实际上，记忆已经被稀释了太多，太模糊了。我只记得，他跟在教表演的老头后面走进来，步伐轻而缓。自我介绍时，他头埋得很低，说话字尾间黏连而缓慢，纤细，依稀像从南国误闯进北方的谨小慎微的山雀。至于别的——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运动服，也可能不是，是更偏深一些的颜色，灰色，或者，干脆就是黑色的？我不擅长记东西，然而只有一件事，或许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那一天正午的烈阳凑巧透过茶色玻璃，渗进了他耳骨周围极为纤薄的皮肤，使得他耳廓上两颗隐秘的小痣像极了红玉上，一点斑驳的瑕疵。
我对那一天的所有记忆，只关乎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秘而不宣的瑕疵。其他的，我一概不记得。
2005年，我拿父母的钱买进了这所挂在W大名下的民办艺术学校。当我提着行李到宿舍门口的时候，里面正砸着鼠标用方言骂操你妈逼：你大概能想象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因为成绩太差，“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会渣滓”——这是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这种人的统称——那个时候，我冲上去和说这句话的人打了一架，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我如他所说去了一个和垃圾场差不多的大学，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识，我的大学课表上写满的是抽烟，“挖坑”一种流行于西部地区的扑克牌打法，网吧熬个通宵，或者去城中村找两百块一晚的鸡。我并不指望学到别的技艺，因为这所挂牌的学校压根找不出几个在编的正职教师，整个器材室拢共只有三台手持DV，唯一的一台专业摄影机被常年锁在柜子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那里见过能打开它的钥匙，所以只好猜测这是完完全全的摆设。
空耗生命是合理的。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一种法则。那些积极的，向上的，每天泡在练功室里排练，指望在这片浊水中抱着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则被我们统一视为叛徒：我说的是C。
C是我的室友。不是骂脏话的那个，但是那个叛徒：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嫖不赌，早晨六点钟起床，按时去盖练早功的章。他确实抱着想当演员的梦想，虽然我认为这是个笑话，何况步向悬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
惭愧地说，我对他的厌恶，正是生根于这些幼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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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课经常被安排在早上，接着晨功之后。
西城过了秋分，天气开始带着不上不下的凉。在排练室里，穿多了热，穿少了则挡不住这点早晨料峭的寒。我们穿着薄T恤压腿，下腰，汗很快浸润纯棉的布料，最后像冰冷的软体动物一样贴在背上，很不舒服。接着是基本的热身，和陈词滥调一样的台词练习。这些环节我能省则省，最后一般都变成在地垫上补瞌睡结束。
教表演的老师姓赵，八十年代时在西城制片厂演过许多不重要的配角。直到九十年代后，这些老旧的国营制片厂改制，亏损，卖掉了一半的厂房，赵老师就跟其他大多数的员工一样四散，分流，最后安顿在了这所三流学校。我很少见到他，他大概跟我们一样讨厌这个地方或者，还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因此，基本上，他来上课的次数，就和器材室那台摄影机被使用的次数一样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和不同的助教打交道：一些其他院校的学生，然而，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无知，手里只有一本不知道传了多少年的绿色封皮《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2008年的信息世界是一片荒芜。
“同学，你怎么靠在练功杆上？”
南方人黏着的声音从我身侧传过来，是新来的那个助教。
我撇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
“你为什么不去练习？”他又问。
“练什么？”我拖长音反问。
我听到有人在窃笑。这是一种给外来者准备下马威的默契：多少有点像洗礼，但你要接受这里的规矩，最好是和我们一起变成一滩烂泥。我能想象他站在我旁边的窘迫，镜子照出了他不安定而踟蹰的脚，白色运动鞋的鞋尖在木地板上打旋，然后露出一小节脚踝。
“现在大家都在练习，”他说，“你也要一起去。”
我扭头仔细看他，这个从最南边来的小个子，像看一种细小而珍稀的动物：他别着胸牌，和我们一样只穿着薄T恤，白色，有些透。也许是因为冷，他脸色不太好。
都有些可怜了。放你一马，我想。“老师，我马上就来。”我咧开嘴笑。
他抿着嘴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现在。”
他拉着我的手腕进到队列中。按身高排列，于是我站在的旁边。他正闭着眼睛做呼吸训练。肩膀绷得板正，像根冥顽不灵的木头。这场面很滑稽，他的认真透露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愚蠢，我没忍住嗤笑。我撇了小助教一眼，他没看我，只是走到C面前。
“要像这样——”他把手放在C起伏的胸腔上，用很轻的力气压下去，我看见那只骨节并不分明的手顺着他的胸部肌肉，肋骨，到腹部，一
你要我回忆当时的场景，实际上，记忆已经被稀释了太多，太模糊了。我只记得，他跟在教表演的老头后面走进来，步伐轻而缓。自我介绍时，他头埋得很低，说话字尾间黏连而缓慢，纤细，依稀像从南国误闯进北方的谨小慎微的山雀。至于别的——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运动服，也可能不是，是更偏深一些的颜色，灰色，或者，干脆就是黑色的？我不擅长记东西，然而只有一件事，或许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那一天正午的烈阳凑巧透过茶色玻璃，渗进了他耳骨周围极为纤薄的皮肤，使得他耳廓上两颗隐秘的小痣像极了红玉上，一点斑驳的瑕疵。
我对那一天的所有记忆，只关乎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秘而不宣的瑕疵。其他的，我一概不记得。
2005年，我拿父母的钱买进了这所挂在W大名下的民办艺术学校。当我提着行李到宿舍门口的时候，里面正砸着鼠标用方言骂操你妈逼：你大概能想象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因为成绩太差，“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会渣滓”——这是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这种人的统称——那个时候，我冲上去和说这句话的人打了一架，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我如他所说去了一个和垃圾场差不多的大学，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识，我的大学课表上写满的是抽烟，“挖坑”一种流行于西部地区的扑克牌打法，网吧熬个通宵，或者去城中村找两百块一晚的鸡。我并不指望学到别的技艺，因为这所挂牌的学校压根找不出几个在编的正职教师，整个器材室拢共只有三台手持DV，唯一的一台专业摄影机被常年锁在柜子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那里见过能打开它的钥匙，所以只好猜测这是完完全全的摆设。
空耗生命是合理的。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一种法则。那些积极的，向上的，每天泡在练功室里排练，指望在这片浊水中抱着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则被我们统一视为叛徒：我说的是C。
C是我的室友。不是骂脏话的那个，但是那个叛徒：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嫖不赌，早晨六点钟起床，按时去盖练早功的章。他确实抱着想当演员的梦想，虽然我认为这是个笑话，何况步向悬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
惭愧地说，我对他的厌恶，正是生根于这些幼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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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课经常被安排在早上，接着晨功之后。
西城过了秋分，天气开始带着不上不下的凉。在排练室里，穿多了热，穿少了则挡不住这点早晨料峭的寒。我们穿着薄T恤压腿，下腰，汗很快浸润纯棉的布料，最后像冰冷的软体动物一样贴在背上，很不舒服。接着是基本的热身，和陈词滥调一样的台词练习。这些环节我能省则省，最后一般都变成在地垫上补瞌睡结束。
教表演的老师姓赵，八十年代时在西城制片厂演过许多不重要的配角。直到九十年代后，这些老旧的国营制片厂改制，亏损，卖掉了一半的厂房，赵老师就跟其他大多数的员工一样四散，分流，最后安顿在了这所三流学校。我很少见到他，他大概跟我们一样讨厌这个地方或者，还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因此，基本上，他来上课的次数，就和器材室那台摄影机被使用的次数一样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和不同的助教打交道：一些其他院校的学生，然而，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无知，手里只有一本不知道传了多少年的绿色封皮《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2008年的信息世界是一片荒芜。
“同学，你怎么靠在练功杆上？”
南方人黏着的声音从我身侧传过来，是新来的那个助教。
我撇了他一眼，没有搭理他。
“你为什么不去练习？”他又问。
“练什么？”我拖长音反问。
我听到有人在窃笑。这是一种给外来者准备下马威的默契：多少有点像洗礼，但你要接受这里的规矩，最好是和我们一起变成一滩烂泥。我能想象他站在我旁边的窘迫，镜子照出了他不安定而踟蹰的脚，白色运动鞋的鞋尖在木地板上打旋，然后露出一小节脚踝。
“现在大家都在练习，”他说，“你也要一起去。”
我扭头仔细看他，这个从最南边来的小个子，像看一种细小而珍稀的动物：他别着胸牌，和我们一样只穿着薄T恤，白色，有些透。也许是因为冷，他脸色不太好。
都有些可怜了。放你一马，我想。“老师，我马上就来。”我咧开嘴笑。
他抿着嘴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严肃：“现在。”
他拉着我的手腕进到队列中。按身高排列，于是我站在的旁边。他正闭着眼睛做呼吸训练。肩膀绷得板正，像根冥顽不灵的木头。这场面很滑稽，他的认真透露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愚蠢，我没忍住嗤笑。我撇了小助教一眼，他没看我，只是走到C面前。
“要像这样——”他把手放在C起伏的胸腔上，用很轻的力气压下去，我看见那只骨节并不分明的手顺着他的胸部肌肉，肋骨，到腹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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