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及少年时代(2/5)
面盖着瓦，外面涂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挤开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范礼文（a.l.warnshuis）牧师，听到这种情形，从美国定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只大钉固定在中间，那只大钉可以把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螺旋钉一扭紧，钢条把木条牵拉在一块儿，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刻。
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家。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宝的拓印本，因为朱熹曾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就我所见，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个沙丁鱼罐及衬衣领子的一粒钮扣，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以后，屋子内到处仍充满了牛油味，姐姐强迫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英文书本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本不知谁丢在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可能是"ladieshome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母亲常把它放在针线盒里，用里面的光滑画页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范礼文也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个旋转机，我对它们十分好奇，觉得它们做得相当好。
父亲和范礼文牧师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因为范礼文牧师发现父亲对一切西方的及新的东西有兴趣。他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通问报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及书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学及上海基督教广学会所印行的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讽刺的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这消息，只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眼里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们兄弟有一天能在那里攻读。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十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离家去厦门上学，那四所本地学校父亲断言它不够好。因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钱，寒假我没回去，这等于离开母亲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学会不想家而沉溺在学校里面的种种活动，这包括赤脚踢从哑铃锯下来的木球。这是学校里孩子们的普遍运动，但没有任何事像回到母亲身边那么快乐。进入被群山包围的坂仔河谷之后，还有一英里就到家，我们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摇，就起程步行。我们曾计划怎么样向母亲宣布我们回来了，是在门外大喊一声"我们回来了！"还是再一次戏弄母亲，用老乞丐的声音，要一点水；或蹑入家里，找到她，然后突然对她大叫。这个世界实在太小，约束不住孩子的心，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称的"中国人的顽皮性格"。
假期我们家就变成学校。我说过父亲是一位牧师并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者，当我们男孩擦好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后，铃声一响，我们就爬上围着餐桌的位子，听父亲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许多首优美的情歌。（记得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师，当他不得不讲解那些孔子自选的情歌时，满面通红。）听课到十一点时，二姐望着墙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来，一脸不情愿的表情说："我要去烧午饭了。"有时晚上我们也集合读书，然后她又不得不停止阅读，起来说：
"我要去洗东西了。"
我之所以必须写到二姐，不只因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时可以显示在我们家里，大学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说法，都给我滚！），因为我是一个头角峥嵘但有点不守规矩且喜恶作剧的孩子。当弟兄们安份而细心的研读功课，我却到院子里玩。长大些时，她告诉我，孩童时的我，相当顽皮，而且常发脾气，有一次和她争吵过后，我钻入后花园里的一个泥洞，像猪一样在里面打滚，爬起来时对她说："好啦，现在你要替我洗干净了！&a
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家。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宝的拓印本，因为朱熹曾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就我所见，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个沙丁鱼罐及衬衣领子的一粒钮扣，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以后，屋子内到处仍充满了牛油味，姐姐强迫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英文书本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本不知谁丢在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可能是"ladieshome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母亲常把它放在针线盒里，用里面的光滑画页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范礼文也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个旋转机，我对它们十分好奇，觉得它们做得相当好。
父亲和范礼文牧师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因为范礼文牧师发现父亲对一切西方的及新的东西有兴趣。他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通问报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及书籍，其中有基督教以文学及上海基督教广学会所印行的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讽刺的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这消息，只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眼里射出亮光，似真似假的希望我们兄弟有一天能在那里攻读。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十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离家去厦门上学，那四所本地学校父亲断言它不够好。因为旅程要很多天而且要花钱，寒假我没回去，这等于离开母亲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的我就学会不想家而沉溺在学校里面的种种活动，这包括赤脚踢从哑铃锯下来的木球。这是学校里孩子们的普遍运动，但没有任何事像回到母亲身边那么快乐。进入被群山包围的坂仔河谷之后，还有一英里就到家，我们三兄弟不能再忍受小船慢慢的摇，就起程步行。我们曾计划怎么样向母亲宣布我们回来了，是在门外大喊一声"我们回来了！"还是再一次戏弄母亲，用老乞丐的声音，要一点水；或蹑入家里，找到她，然后突然对她大叫。这个世界实在太小，约束不住孩子的心，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称的"中国人的顽皮性格"。
假期我们家就变成学校。我说过父亲是一位牧师并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者，当我们男孩擦好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后，铃声一响，我们就爬上围着餐桌的位子，听父亲讲解儒家的经典及诗经，其中包含许多首优美的情歌。（记得有位害羞的年青教师，当他不得不讲解那些孔子自选的情歌时，满面通红。）听课到十一点时，二姐望着墙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来，一脸不情愿的表情说："我要去烧午饭了。"有时晚上我们也集合读书，然后她又不得不停止阅读，起来说：
"我要去洗东西了。"
我之所以必须写到二姐，不只因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时可以显示在我们家里，大学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二姐很疼我（一切佛洛依德派的说法，都给我滚！），因为我是一个头角峥嵘但有点不守规矩且喜恶作剧的孩子。当弟兄们安份而细心的研读功课，我却到院子里玩。长大些时，她告诉我，孩童时的我，相当顽皮，而且常发脾气，有一次和她争吵过后，我钻入后花园里的一个泥洞，像猪一样在里面打滚，爬起来时对她说："好啦，现在你要替我洗干净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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