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5/13)

倾轧，根本没人来关心真正的国事。
 而且这些君子们最崇拜的就是无为之治的境界，最反对“开边生事”，认为治理国家的要诀，就是多劝农桑，少收两税，安安静静，得过且过，最好永远这么一成不变的走下去。凡是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在他们口中便是“言利小人”，对于收复失地，变法改革，振兴国势完全持恶厌态度，认为这完全就是“生事之举”。
 对于西夏不停的侵攻，他们也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反正边境那都是“无用之地”，丢了也不打紧，反正西夏又不是要吞并大宋，他们抢够了自会回去。边将只需将外敌阻于国门之外便可，出兵还击便是挑起边衅，万万使不得。
 而梁乙逋抓住了这个心理。只要宋朝能将梁太后留在环州，同时重开岁赐，那么梁乙逋将会和宋朝停战，同时西夏将会向宋朝再次称臣纳贡。
 这正是宋朝那些旧党君子们所需要的。虽然梁乙逋并不知道宋朝那边到底是谁，但是可以肯定旧党当权诸公之中有人被自己的条件所打动，在暗中施加着影响。
 一品堂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对方显然也很小心谨慎，毕竟这是私通敌国的罪名。每次出面的都是个游方道士张怀素。
 不过梁乙逋并不在乎这些，他只要知道自己计谋得逞就行。反正这是西夏用了一百年的老招数，一边称臣享受着岁币，另一边照打不误。
 反正那些旧党的士大夫们掩耳盗铃逃避现实的本事炉火纯青，只要他们当权，西夏就永远可以为所欲为。自己若是能借助宋朝的力量铲除梁太后，之后就算签订了和约，要不要遵守那也是看梁乙逋的心情而定。
 但是现在，东朝眼看着是新党卷土重来，旧党眼看就要被清算，与自己有默契的那位人士大概也自顾不暇，虽然还能搞些小动作，但是可以想见再想利用东朝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了。若放在以前倒也没啥，只是现在对自己的处境却是雪上加霜。
 去年秋天，东朝高太后病逝，十八岁的元佑天子赵煦自此亲政，对高太后和元佑诸臣的怨恨愤怒，终于有机会宣泄出来。而以章敦、李清臣、邓润浦为首的熙丰新党重返权力中心，先前的元佑旧党们如何迫害打击新党，现在几乎是十倍百倍的被奉还回来。
 宋朝的朝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巨变。当年神宗在位时，锐意进取，任用王安石，熙宁变法几乎将台谏驱逐一空。
 旧党大臣们纷纷外任，朝中尽是新党天下。但是凭心而论，熙丰年间的党争虽然残酷，但是双方基本上还都是出于公心，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只是在争论谁的政策对国家更有利。
 但是等到神宗一死，高太后垂帘，行元佑更化，召回旧党，结果是一场比熙宁初年的大罢黜更加残酷无情的政潮，此时的党争已经彻底沦为了乌烟瘴气的私人恩怨和意气之争，已经无人再关心国家如何。司马光经过在洛阳十几年对政治一言不发的压抑经历之后，心灵已经彻底变态扭曲。
 一朝得志，便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心态对新党展开了残酷报复，打出“以母改子”这种大逆不道的旗号将新法不论青红皂白全部废止，彻底否定神宗皇帝在位时的一切成绩，同时大批召回旧党战友。枢密使章敦就免疫法罢废与司马光展开据理力争，而司马光只会故作文儒高雅，治国实无一策，吵架吵不过章敦，说话还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
   他上的奏章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陪费甚多”。一会又说“而上户优便”；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
 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被章敦揪住痛加抨击，经常给搞得下不了台。而同为旧党巨头的苏轼、范纯仁、吕公著等人都认为免疫法并非一无是处，不能轻易罢废，司马光顽固不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得了个“司马牛”的光荣绰号。
 他自欺欺人的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老百姓有几袋粮食，有把子力气，司马光便说成是“取诸其身而无穷尽”，总之草民百姓服役天经地义，生下来就是要给官府无偿干活的。
 最后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强行将免疫法罢废。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这就不是君子所为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屡次被章敦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司马光终于恼羞成怒，讲道理讲不过，便指示台谏群起弹劾章敦，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高太后根本不管道理如何，只知支持自己的偶像司马光，终于硬将章敦贬出汴京。结果此例一开，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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