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6/13)

群势汹汹，抛开君子面纱，拿出流氓嘴脸，对新党展开全面猛扑，大搞人身攻击，指斥新党诸臣为奸臣，蔡确，韩缜等人皆被赶出朝廷。
 就此，旧党君子们用最流氓的方式掌握了大宋的政权。此时的司马光心中已经没有国家公义，只有私怨。
 后来他甚至疯狂到想把神宗朝十几年来无数将士血战收复的所有国土，包括整个熙河路，兰州、会州、绥州等数千里江山全部再割让给西夏，将双方国境线恢复到仁宗朝时期的情形，幸好旧党其余人等精神还算正常，怕背上万世骂名，没敢附和他这卖国之策。之后，司马光终于眼看着他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流放到外地，胸中怨气终于抒发出来。
 在狠狠的折腾了朝政一番之后，他也没提出任何治国之策，就心满意足的死了。仿佛他回朝的这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是为了来向新党报仇的，至于国家是否禁得起这样的折腾，并不在这位以“社稷臣”自居的“君子楷模”考虑范围之内。
 这位编了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曾经自嘲天下将此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不知他看到唐代牛李党争，再对比自己的行为，会作何感想。之后元佑年间，朝廷尽是旧党天下，行事已经极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哪怕新党说狗屎是臭的，他们也非说是香的。
 有了司马光这个恶例之后，旧党对新党的迫害打击堪称是无所不用其极，新党已经被全体赶出朝廷，仍不罢休，坚持要斩草除根。于是又炮制了堪称是宋朝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
 此案堪称是宋朝建国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打击力度最大、手段最卑鄙恶劣的一次政治迫害，是旧党对新党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政治总清算。其罗织罪名、扑风捉影、诛连无辜堪称史无前例，新党有份量的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蔡确因此最后死在岭南贬所，朝野震动。
 平心而论，蔡确生前惯于玩弄权谋打击异己，此次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算报应不爽。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宰相的人，便是贬出朝廷，依照惯例也是择一大郡牧守，算是寄养天年，最差也不失为富家翁，如王安石罢相便是判江宁府，总要不失朝廷体面，此乃宋朝祖宗之法，实为优容士大夫之意。
 盖因士大夫之间再如何争斗，那也是“君子之争”，胜利者对失败者不会赶尽杀绝。而蔡确一朝罢相，竟给贬死岭南，死因更是不明不白，实是大宋朝开国以来头一次。
 新党诸人看到蔡确下场，未免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对于旧党的怨恨，也已经变质。因为这不再是政见之争，而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若是旧党继续得志，谁也不知道新党剩余诸人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步上蔡确后尘。
   而旧党整死蔡确之后还不罢休，大肆兴起株连之风，开列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人。不但将这些人一贬再贬，更将此榜文张贴全国各处，命名为奸臣榜，专门安排人每日对百姓传唱，整整宣传了八年，彻底将榜上有名者从名声上搞臭，手段之卑劣，实是让人无话可说。
 在彻底搞定了新党之后，旧党似乎党争上瘾，于是内部分裂成蜀、洛、朔三党继续互相嘶咬，把对付新党的手段拿过来对付昔日的战友，朝堂上遍地狗毛。似乎除此之外，国家就没有别的屁事了。
 在这一场混战中，旧党诸蠢材们一边互相攻击，一边又担心被别人攻击；一边引经据典的骂的过瘾，一边又经常被吓的提不住裤子。没有谁想过这样下去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
 在这一期间，国家政事废退，鸡飞狗跳，乌烟瘴气；经济政策混乱，反复不定，治国无术；军事上采用投降主义，大量放弃国土用以结欢敌国，宋朝就在这无谓的内耗当中，一点一点将元气消耗殆尽。纵观元佑更化前后九年时间，旧党群臣们虽然以“君子”自居，但是他们干的事基本上除了不停的玩阴招互相倾轧陷害之外，几乎没干过什么正事。
 这些君子们天天说的话虽然无穷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同志们唾沫狂喷，“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
 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
 只知大力排挤打击新党，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以如此卑劣的手段打击政敌，以如此低能的方式折腾国家，上至皇帝赵煦，下至新党诸人都只能把怨气埋藏在心中，待到现在新党东山再起，其积攒了八年的怨气此时得以宣泄，旧党的下场几乎是命中注定。
 二月，苏辙、吕大防、范纯仁罢相，赵煦任用新党，开始对元佑党人秋后算账。三月，御史张商英弹劾司马光、文彦博误国，旗帜鲜明地将高太后比为吕后与武则天。
 曾布上表将元佑九年改为绍圣元年，大宋朝开始“绍圣绍述”。四月，章敦入朝拜相，直接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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